n 首先，迁徙自由与市场经济正相关。
如中国法学会建议稿第107条(动物)就放在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建议稿第115条（动物）就放在第四章权利客体之中，杨立新教授建议稿有关对于动物的使用，应当遵守关于动物保护的规定和善良风俗观念，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适用关于物的有关规定也放在第四章权利客体之中。但是遗憾的是，三套建议稿在这方面都存在缺位的情况，有必要补足。
也就是说，动物再怎么特殊，都是物。从三套稿子的条文逻辑来看，都把动物作为物来处理。它们都没有把动物纳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综合上述三套稿子的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只能解决动物和环境的如下问题：一是动物和环境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如它们是主体还是客体的问题，是一般客体还是特殊客体的问题，是一般物还是特殊物的问题等。三套建议稿都或多或少地回答了以上问题，但既没有规定生态环境的法律地位，也没有规定生态环境的保护。
中国法学会建议稿在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措辞，如第107条(动物)第1款规定：动物视为物。杨立新教授建议稿第57条（法人的社会责任）规定：营利社团法人在为股东谋利益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其他社会利益。举例来说，当实证研究者认为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过少、信访数量过多的时候，陈述的可能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普遍意见，但仍然需要证明自己所假定的合理数量是一个科学的尺度。
我们的梳理不求面面倶到，而是根据期刊论文的数量和理论贡献，对不同的论题作出不同的详略处理，凸显出最具启发性的研究。但近10年来，不断有文章反思本土的行政主体概念存在的理论缺陷。伊丽莎白#8226;费雪试图以行政宪政主义这一术语去描绘技术风险决策中法律的规范和形塑作用，[65]并区分出理性一工具和商谈一建构两个范式，值得引起国内同仁注意。第三，中国行政法研究一直以来保持着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密切关注，在2012—2013年间，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前景，更是引发了探讨和反思行政诉讼制度的热潮，大多数活跃的行政法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进入专题： 行政法学 。[38]郑春燕的另一文章《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刊载的两份涉及城乡规划的司法裁判文书，发现法院在事实层面上实施了对城乡规划的合法性审查，而学界通说是行政计划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
戚建刚、易君：论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科学顾问的行政法治理，《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张旭勇：公益保护、行政处罚与行政公益诉讼——杭州市药监局江干分局‘撮合私了案引发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在2012—2013年间，最有成果的部门行政法研究是在食品安全领域，由于大部分内容在风险规制部分已作回顾，在此不再重复，仅补充推荐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宋华琳的《中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法律制度研究》。教育行政法是另一个成果较为显著的部门行政法领域，相关讨论涉及教育平等、教育民营化、高校的自治权、高校信息公开、职称评定、教授会制度、绩效评估、学生纪律处分等方面，其中一些讨论是从司法监控者的视角作出的研究，可被视为传统行政法的延伸，但另外一些讨论则更多采取行政的管理者的视角，探讨如何优化行政组织、程序和过程，以实现更佳的行政结果。
行政机关自己发布行政指导性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行政自制的意义。李广宇、王振宇：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法律适用》2012年第2期。[45]沈岿，见前注〔11〕。作者试图由此提炼司法审查突破受案范围的规范要件。
刘莘：行政复议改革之重——关于复议机构的重构，《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10]②沈岿《风险预防原则与食品添加剂准入裁量——以面粉增白剂去留之争为例》一文探讨风险预防原则如何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落地，[11]克服了一般的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带来的相关行政法原则是否能在中国的实证法体系中获得支持和印证的不确定性。
[17]章剑生：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国家秘密，《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5]江利红：论行政法实施过程的全面动态考察，《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
湛中乐：论我国《行政复议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如郑春燕的《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一文同样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探讨法院如何基于裁量二元论，通过将与裁量有关的争议置于事实或法律问题的范畴，借助滥用职权标准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之外的其他审查标准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行政审判中法院倾向于放弃裁判权，而淡化了诉讼监督行政之目的。[26]胡敏洁：给付行政范畴的中国生成，《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其中，作为规则制定的行政规划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以德国行政法学为参照，指出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程度严重不足：由于借鉴和继受的多源，我国行政法学的建设从一开始就缺乏整体统筹和系统思考，学科体系不协调和逻辑不周延的状况日益明显，而这不仅导致行政法制度中的漏洞随处可见，而且导致行政法制度在规范与管制能力上的不足。
[31]梁凤云：论行政合同诉讼的基本构造，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7。[51]杨小敏的《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之改革》一文则系统阐述了改革现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的主张，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式以客观意义上的食品安全风险作为理论预设，以专家知识作为评估依据，然而社会风险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专家知识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应基于新的理论预设，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形式、结构、范围和方法做出改革。
[39]郑春燕：论城乡规划的司法审查路径——以涉及城乡规划案件的司法裁判文书为例，《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41]④复议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该如何改进？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尤其涉及复议机关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以及是否要求复议前置？ 《国家赔偿法》于2010年刚经历过修改，其引发的学术关注热度在2012—2013年间有所下降，相关论文主要探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的实施问题，并有若干对法、意等国行政赔偿实践的介绍，在此不展开梳理。
黄学贤、邹宇：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建构，《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五、总结与展望 从2012—2013年间的学术期刊论文来看，中国行政法学科正在积蓄力量，酝酿进一步的突破。
作者系统梳理了国家法人说从德国传播到日本，并最终影响中国的过程，总结了其留下的法学遗产。作者提出，应当鼓励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内部程序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应当依法对内部行政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但要把握尺度，防止过分地限制行政活动的灵活性，一般不应以正当程序原则去审查内部程序。熊樟林的《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充规则》集中探讨了行政处罚上的空白构成要件与处罚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章的规定，建议对空白要件的创设与补充加以规范。行政法学者要对这些部门性立法和部门行政规制作出更大的贡献，无疑还有许多努力的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初步结论： 第一，中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体系性不足的问题正在进一步凸显，并引起学者的积极回应。[36]何海波，见前注〔28〕。
朱春华的《行政诉讼二审审判状况研究一基于对8家法院3980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一文则选取了8家法院3980份二审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样本，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案件有第三人。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接受行政过程论的主张，将行政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把握，强调在追求单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基础上，提升行政活动整体性的质量与效果。
《行政过程中的政策形成——一种方法论上的追问》一文考察了美国规制政策与行政法发展的路径、学术争论以及司法审查的实践，指出现代行政法学的视野已经拓宽到政策形成领域，传统的法律解释学已经出现很大的不足。注释: [1]参见《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
[16]这也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预期，与此相应的是，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成为2012—2013年间行政法研究的热点。[65]参见(英)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沈岿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3。关于行政给付和行政规划的讨论有所升温，出现若干讨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给付义务的论文。[58]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2期。
沈寿文：环境公益诉讼行政机关原告资格之反思——基于宪法原理的分析，《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甚至政府信息公开所引起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行政诉讼的牵引：因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整体中已经占据了显著的比例。
行政法基本原则对于凝聚行政法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部门行政法不应被简单视为行政法总论的具体适用，而是蕴藏着测试行政法总论学理的有效性，促进中国行政法理论本土化的潜能，传统行政法总论体系中行政组织法研究的薄弱，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部门行政法的研究予以补强。
风险预防原则在风险规制中可以对行政裁量起到引导作用。方世荣：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及其改进，《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